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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過了許多山，也趟過了許多河，沒有一個地方能比站在長城上更能讓人心潮澎湃。極目遠眺，你的身心裡涌動著的不僅僅是那個關於好漢夢的實現，更多的是那種基於對兩千多年歷史的回望而生髮出的感慨。 它像一面永不褪色的畫卷，生動地展示著自身發展的歷程，深情地訴說著一個民族開拓路上的艱辛。 ... 回溯歷史，二千多年來的歷朝歷代，大多都修建過長城，而唯有秦漢與明朝時期，關於長城的修建最能震撼人心，引人深思。 那麼，秦漢時期的長城與明朝的長城具有怎樣不同的特徵？造成秦漢與明朝長城不同特徵的原因又是什麼？這種不同特徵的背後，給我們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帶來的又是怎樣的影響？ 一、秦漢與明朝時期長城特徵的幾點差異 作為中華民族智慧與精神象徵的長城，能夠歷經兩千多年而巍然屹立，源於她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更與長城不同時期與時俱進變革下的不同特徵息息相關。 1、秦漢長城與明長城的布局不同 司馬遷在《史記·蒙恬列傳》里記載說，秦始皇三十二年、即公元前215年，「蒙恬將30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秦漢歷史緊密相連，又面臨著共同的邊防形勢，因而漢長城是在秦長城的基礎上發展而來。雖然它們因為修建結構與自然的原因，大多已經在歲月長河中坍塌堙沒，但是多年的考古工作還是在這些沉睡的歷史遺蹟及史料基礎上，還原給後人清晰而明白的長城原貌。 ... 首先，秦漢長城，尤其是漢長城總體長度更長，其布局呈現出犬牙交錯、偶有間隙的特徵。 漢武帝劉徹一改漢初高祖劉邦白登山之圍後被迫與匈奴和親的策略，實施了主動的戰略進攻，在秦始皇時期的基礎上，把大一統的局面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同時，使漢長城比秦長城有了更長的拓展。 ... 向西，漢長城突破臨洮，穿過浩瀚無垠的戈壁沙漠，直延伸至新疆腹地；向東，則橫亙於無垠的草原上，並翻越崇山峻嶺，直抵遼東地區的樂浪郡，也就是現今朝鮮的平壤南；再加上河套地區北部內外多重的布局，綿延長達1萬多公里。 ... 但是總體而來，秦漢長城的布局呈現出獨有的特色，它們並非傳統意義上人們關於長城連綿不斷的認識，而是自西向東，在總體起伏連貫的基礎上，依地勢而在不同地區保留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間隙。 這種犬牙交錯、偶有間隙的特徵，在西北一帶的分布最為明顯。其原因是這些地方可以依據自然的山川湖澤為屏障，無須構築專門的人工城防，即可做到對塞北匈奴的阻擋。如令居塞、媼圍塞、張掖南塞和敦煌南塞，這些地方都有高大的山體可以作為直接的拱衛，酒泉塞則有哈拉湖的保護。 有自然屏障的地方不構築長城或少構築長城，沒有自然屏障的地方，依據防務形勢的急緩則構建相應的多重長城。正是這種靈活多變的構築策略，漢長城則總體呈現出犬牙交錯、偶有間隙的特徵來。 其次，明代長城長度雖不及漢長城長，但它橫貫東西、一氣呵成而無缺口。 眾所周知，明長城東起鴨綠江，西到嘉峪關，其構建技術遠超秦漢時期長城的水平。 ... 明朝建立伊始，吸取兩宋先後亡於金、元少數民族政權的教訓，面對北元及女真等勢力的威脅，便著手修建長城。洪武初年，朱元璋派大將徐達修築了居庸關和山海關，以遏止殘元勢力的騷擾。後來明成祖遷都北京，進一步大修長城，再加上嘉靖年間的增修，使明長城一度達到8851公里，比漢長城略短一千多公里。 明長城長度雖不及漢長城，但其連貫性卻是漢長城所不具備的。嘉靖時期，對長城的修築，使九鎮長城已被連成一體。遼東鎮長城東起鴨綠江西岸，向西與薊州鎮長城東端相接，而薊州鎮長城又向西與宣府鎮長城東端相連，以此類推，從東往西，再經過大同鎮、太原鎮、榆林鎮、固原鎮、寧夏鎮，最終向西到達甘肅鎮的嘉峪關。 ... 從東往西，不管是崇山峻嶺還是丘陵坡地，或是戈壁沙漠，長城的修建都能因地制宜，以各種材質構築，並能有機銜接，形成一個整體，宛如橫亙在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之間的一條鎖鏈。 從秦漢長城到明長城，其長度不同，布局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維護了大一統王朝的穩定。 2、秦漢長城與明長城的防禦重心不同 正如秦漢長城與明長城的布局不同，兩個時代長城的防禦重心也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秦漢長城防禦重點以西北地區為主。 縱觀秦漢長城的關塞分布，便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秦漢時期的中原王朝，其防禦重點明顯側重於西北一帶。 ... 為了抵禦匈奴，鞏固統治，西漢政府在河西走廊先後設置四郡，即武威郡、張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其管範圍大致包括今甘肅省西部的武威市、金昌市、張掖市、酒泉市、嘉峪關市，以及內蒙古自治區西部的部分地區。 而在河西四郡，西漢政府設有玉門關、陽關、金關、懸索關等重要關口。與這些關塞相呼應，西漢政府在西北地區的長城段還設置了許多烽火臺和大小不等的軍事屏「障」。這些烽火臺和屏障，與各重要關口，形成以點帶線，以線成面的立體式的防禦體系。 這種完善的防禦系統，對河西走廊兩側的匈奴和羌、西域諸國起到了有效的隔離，防止了他們南北呼應。對保護絲綢之路的暢通，維護河西走廊一帶的邊防安全，以及早期開發西北地區都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 其次，明長城防禦重點則以華北地區為主。 與漢長城的防禦重點不同，明長城的防禦重點則突出集中在以北京為中心的華北地區。 在明朝長城的九鎮當中，黃河東岸占去了五鎮，即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和太原鎮。這些主要位於華北地區的五鎮，是拱衛明朝京師最重要的邊防重鎮。 ... 同時，明朝政府在長城的各個險要之處都設有關城，據考古發現和統計，八千多公里的長城共有關城近二百處，尤其是以北京為中心的東段長城，關城最多。從東往西分布有山海關、黃崖關、古北口、慕田峪關及居庸關等重要關口。 其中，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合稱內三關，由薊州鎮管轄，而雁門關、寧武關、偏關合稱外三關，均屬太原鎮管轄。內三關與外三關組成重重屏障，對京師一帶構築成嚴密的防禦系統。 ... 正是在這些軍事重鎮及險關要塞的屏障下，明朝軍隊才能在有效抵擋韃靼和滿洲人的鬥爭中，維護京師的安寧和天下的穩定。 二、造成秦漢長城與明長城特徵差異的原因 1、邊防政策上的差異造成秦漢與明長城布局上的不同。 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經歷了由開放到保守的民族和外交政策的轉變。秦漢長城與明長城連貫性的不同，和當時實行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秦漢時期秦漢長城犬牙交錯、時有間隔的特徵是和對少數民族以戰為主，以和為輔的政策息息相關。 戰國以來，匈奴人就長期活躍在北方草原上。他們破東胡，敗月氏，降樓蘭、烏孫等20餘國，疆域東到大興安嶺和遼河，西到天山，北至貝加爾湖，南至長城一線，並經常侵擾中原王朝的北部邊疆地區，給當地民眾和朝廷造成很大困擾。 ... 秦漢長城犬牙交錯、偶有間隙的特徵，適應了當時戰和相兼政策的需要。犬牙交錯的特徵，有利於漢朝政府對匈奴進行有效的防守；而時有間隙的特徵，則適應了漢朝軍隊主動出擊匈奴的軍事需求。武帝元朔至元狩年間，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先後四次討伐匈奴，正是分別從長城的不同豁口殺出，取得了對匈奴戰爭的決定性勝利。 ... 同時，秦漢長城的這種特徵本身具有開放性，也適應了和親政策下漢匈經貿往來的需要。不管是高祖劉邦白登山之圍後的被動和親，還是漢元帝時昭君出塞的主動和親，客觀上實現了漢匈之間的友好相處。而秦漢長城的開放性特徵，正好給雙方的貿易往來提供了相應的窗口。 其次，明長城連貫性的原因，則和當時較為保守的防禦思想息息相關。 明朝時期，從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再到明英宗朱祁鎮，都曾先後用兵北拒蒙古，雖有短暫的勝利，但終歸成果不大，以致明成祖親征勞累而死，明英宗土木堡被俘。 ...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明一代，對待北方少數民族，大多時期，以保守的防禦政策為主。而一氣呵成的無縫銜接的明長城，最有利於這種保守的被動防禦政策的需要。 當然，被動防禦政策下，並不能說明當時就沒有如漢朝時衛青、霍去病、李廣那樣敢於出生入死的軍事天才。 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是抗倭名將，也是修建長城，鞏固邊防的天才。戚繼光在實地考查的基礎上，提出在長城上建造空心敵臺的建議，並得以落實，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明長城防禦型的特徵。在他駐守薊州鎮的16年里，邊防鞏固，民眾安居樂業。 2、政治中心的轉移造成秦漢與明長城防禦重點的不同。 秦漢長城到明朝長城，其修建的共同目的便是維護統一、拱衛京師的安全。所不同的是，秦漢王朝與明朝的政治中心，位置上有很大的轉變。 ... 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物產，以及擁有天然屏障的關中平原，長期以來是我國歷史上早期封建王朝的都城所在地。秦漢時期的都城，不管是咸陽還是長安，正是處於西北的關中平原上。長城是為維護統一而修建的，長城更需要做為拱衛京師安寧的屏障。漢長城把主要的關塞設置在西北地區，顯而易見是為了拱衛長安城的安穩。 然而，隨著唐王朝的滅亡，十三朝都城長安日益失去了它曾有的輝煌。取而代之的，是經濟重心的轉移帶來政治中心的逐漸東移。從開封到杭州，從南京到北京，東部地區的政治地位不斷提高。尤其是元、明、清三朝，都以北京做為其政治中心，這也是造成明長城防禦重點轉向華北地區的原因。 ... 正是由於政治中心的東移，才導致秦漢長城的防務重點分布在以長安為中心的西北地區，而以北京為中心的華北地區，則成為明長城分布軍鎮和關塞最多的地區。 作為防禦性工程的長城，其防禦重點的變遷，正是和政治中心的轉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三、長城背後的民族變遷 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在漫長的民族變遷史上，長城既是歷史的見證者，又是歷史的參與者。 1、長城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民族的特色。 東西連綿起伏的長城，終究是中原王朝的軍事防禦系統，它一定程度上抵擋了遊牧民族對中原農耕文明的侵擾。即使有部分遊牧鐵騎南下掠奪，也只能在中原王朝的邊疆地區淺嘗輒止，而不敢深入腹地。因為長城沿線星羅棋布的軍事據點很容易使他們陷入到夾擊和包抄中。 ... 有效的抵擋，其實也是有效的保護。當然，長城的存在，保護的不止是農耕民族生活的安定，還有遊牧民族本來的民族特色。 文明只有差異，沒有差距。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與中原農耕文明迥異的是，遊牧文明生於草原，發展於草原，它有著自己的優勢。 遊牧民族具有極強的環境適應能力。由於面對的是相對惡劣的自然環境，以匈奴為代表的長城北線遊牧民族，往往採取兵民合一的生產生活組織形式，這樣的形式具有靈活性的特徵，同時又增強了部族之間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司馬遷在《史記》中描述說，匈奴人在戰爭中「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反映的正是遊牧人群可聚可散、靈活機動的特點。 靠著這種靈活機動的特點，遊牧民族小則可以凝聚部族內部力量，對中原王朝發動閃電般的掠奪；大則可以集結各部族力量，形成集團化的模式，對中原王朝在軍事上形成排山倒海式的進攻。 ... 歷史上，無論秦漢，還是魏晉，亦或是隋唐、兩宋，及至明清，都發生過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原王朝大規模的進攻，一度給中原王朝造成極大的壓力，甚至於亡國。 這樣的結果，離不開長城對北方遊牧民族的隔離所致。因為，正是長城的人為隔離，使遊牧民族特有的生產生活習性得以保持他們的純潔性。而這種獨特的習性，配以彪悍、驍勇善戰的性格，在向中原王朝掠奪生存資源的過程中，長期占有軍事上的優勢。 2、長城的存在，卻又無法阻擋統一多民族國家融合的腳步。 但長城的存在，並不能完全有效的把內外兩種文明永久隔離。許多遊牧民族最終還是突破了這道人工防線，並一度入主中原。 漢武帝時期，匈奴因連年雪災凍死餓死大批人畜，加之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人的進攻，匈奴內部分裂嚴重，南匈奴隨而歸順漢朝，內遷河套地區，甚至過上了農耕生活。 東漢末年，北方少數民族趁亂集體內遷，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一時之間，黃河流域胡漢交融，蔚然成風。北魏政權更是順應形勢，大刀闊斧進行漢化改革，推動兩種文明之間空前的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 ... 及至兩宋，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先後南下，在給中原王朝帶來前所未有的窘迫時，卻又促成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之間新的融合高峰。他們從制度到文化，從生產到生活，再次掀起民族和文明之間融合的熱潮。 而明末滿清入關，對待不同民族，剛柔相濟、恩威並施，在推動民族和文明之間進一步融合的同時，最終使統一多民族國家得以徹底形成。 ... 今天的長城，早已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紐帶和象徵。它莊嚴屹立，告訴世人，中華民族是由眾多不同民族在長期的碰撞交融中一步步形成的，正所謂，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總結： 長城是永恆的，卻也是與時俱進的。它穿越時空，一路蜿蜒而來，綿亙而去。一邊是祥和、勤勞的農耕生活，一邊是逐水草而奔波的遊牧生活；一頭挑起大漠邊關的冷月，一頭連著華夏兒女的心房；一面承載著厚重如山的歷史，一面寄託著清澈如水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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